无瑕疵裁量请求权是对裁量问题进行司法审查的请求权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司法审查的限度。

认为应当似乎意味着全国人大可以基于自己的决断行使一切国家职权，而应当则不同。这一点，在国务院的会议制度上表现非常明显。

[112]沈岿：司法解释的‘民主化和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01页。[38]除前注[2]吴家麟文以外，还包括但不限于：王玉明：议行合一不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政法论坛》1989年第4期，第30-34页。[118]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观以国家的效能和治理能力为目标，强调将权力配置给在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最具优势、最有可能做出正确决定的机关，同时要求承担某项国家权力的机关，在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相应调整以适应职能。这样规定的考虑是：有利于常委会既能保证决策正确，又可以加强领导责任，提高工作效率。《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也继续要求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

[64]阿克曼，见前注[34]，第8页以下。[56]彭真，见前注[41]，第568-570页。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3]近期较有影响的宪法学教材，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也都不再将议行合一作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35]Mark Tushnet, supra note 33, p.95. [36]参见刘晗：美国宪法的内在特性：制度结构、法律教义与宪法文化，《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第21页。本文尝试超越权力分与合的意识形态话语，探寻务实的、技术性和法律性的思考方向，发掘我国宪法民主集中制原则所隐含的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主义进路，提炼规范中的功能主义内涵，并探索其可能带来的解决我国国家机构相关问题的方案。[113]这实际上都是主张落实司法解释的具体案件取向。

他还特别指出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这种合理分工，既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可以使国家的各项工作有效地进行。[16]法国《人权宣言》第16条凡人权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则最为集中地表达了分权与自由是一体两面。

与形式主义的分权学说以意识形态化的保卫自由作为正当性基础不同，功能主义进路为国家权力的分工做出了新的正当性论证。在讲话中，邓小平一再强调分权和民主性： 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但这里也要警惕对全国人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的削弱。[96]按照1954年《国务院组织法》5条，国务院发布决议和命令必须经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议通过，这显然是集体负责制。

[77]该改变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行使立法权的机关必须经常或者长期开会，人大要成为真正工作的机关，就应该增加每年开会的次数人大会期应该更长些，每次会议开3至5个月的时间。但其目的也在于，让国家能作出尽可能正确的决策，也就是，由具有最优前提条件的机关按照它们的组织、组成、功能和程序作出决策。[116]还有学者认为改革出路是培养一线法官的解释能力。[46]而权力最终集中于中央国家机关，才能统一号令，统一目标，使得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目标奋斗。

[113]陈甦：司法解释的建构理念分析——以商事司法解释为例，《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3页。[104]这里体现的也是功能主义的分权观，即行政机关具有功能优势的事项，属于行政的固有领域的事项，就由行政机关来决定，法院无此功能适当性，就应该保持谦抑、回避审查。

在笔者看来，应当有两个层次的规范含义： (1)对于已经由宪法分配给其他机关的国家权力，全国人大不可以越权代行。[61]有效性科学性能力和效力都指向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正确性内涵。

[30]这些机构具有成员的独立性和决策程序、管辖范围上的特定性，[31]被称为没有顶头上司的第四分支, [32]其职权混合了立法、行政、司法。在1982年《宪法》起草时，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其中的弊端。[105]又如，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不予受理的案件，目的是为了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地行使行政职权，同样是认为对于这些事项，法院缺乏功能优势，或者在性质上由行政机关决策更能保证国家职能的正确实现。[19](美)马克斯·法仑德：《设计宪法》，董成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页。[100]全国人大虽然贵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地位的尊荣并不意味着其可以逾越宪法已然做出的权力分工。这意味着，宪法已经对最高的行政权、审判权、法律监督权做出了分配，这种定位给予‘一府两院在各自相对封闭的权力体系内最高的决策权威……人大的监督权并不意味着人大可以代行‘一府两院的职权，或者任意改变‘一府两院的决定。

[71]从相反的角度讲，当功能和机关的组织结构实际上相互关联，那么就意味着一个功能承担和分配上的禁令：禁止机关的结构与其承担的基础功能不匹配。《监督法》放弃规定个案监督，符合以机关结构决定职权归属的功能主义原理。

[43]吴邦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努力把人大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求是杂志》2008年第8期，第5页。[29]在分权学说中，这种三分法几乎是先验性的。

[93]参见韩大元，见前注[80]，第192页。[116]林维：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价值、困境与完善，《中外法学》2013年第3期，第499页。

美国独立规制机构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类似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著名的核导弹部署案中指出，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具有优先性，将外交权分配给行政机关，是因为从机构、人员、组织、事项上来看，行政都具有功能优势，能够针对变幻不定的外交事务，迅速且合理地做出反应，最好地完成国家的外交职能。保证国家权力行使的效能，内在包含了对国家权力行使的正确性要求。[12]与之针锋相对的议行合一说则认为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的，议行合一才是社会主义的，二者是对立的思想体系。

基于1982年《宪法》中的这些规范变迁，在功能——机关维度，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归纳概括出两个层面的规范教义： (1)以机关结构决定职权归属。我国宪法对民主集中制规定方式从一律到原则的改变，为国家权力配置的宪法原则开放了新的解释可能性，邓小平、彭真等宪法工程师将权力配置的实质标准确定为权力行使的正确性。

申言之，国家的各种决策要在国家目标指引下，尽可能科学、高效。[82]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8页。

此前，1979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将法院的任务现定于审判刑事和民事案件。[121]参见林彦：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主体——以立法为中心的考察，《交大法学》2015年第2期，第24-33页。

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18]汉密尔顿等，见前注[16]，第336页。这样就保证了常委会的日常事务有组织机构来承担。在分析行政复议机关的司法化构造、全国人大常委的专职化、司法体制改革中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各种措施(省级一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记录和通报、法官的身份保障)[122]等问题时，也可以从因应职权需要调整组织结构的原理出发，认识到为了实现某项功能，应当调整承担该功能的机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人员构成、程序设置，等等。

这种权力分工完全是功能主义的——正是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员组成(人数较少)和活动程序(易于集会)上的功能优势，使得其适合承担国家立法的任务。(四)议行合一的否定 相比三权分立，议行合一说在我国更早被祛魅。

[39]因此，翟志勇博士直称现行宪法为分权制。其他层面的研究，可参见前注[8]，杨光斌、乔哲青文，王贵秀文。

[2]吴家麟：‘议行不宜‘合一，《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第26页。例如，阿克曼认为，可以考虑设置廉政的分支和规制的分支，以回应职能专业化的需要，[34]图什内特主张可以设立选举争端解决机构等第五分支。